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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沉|李秉德:我從未後悔當教師,當教育教師
文章來源:   作者:張冠生   添加時間:2019-06-11 09:00:27   點擊:次

文 張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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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德在歐留學期間(1948年)

1912年夏,李秉德出生于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其父自幼酷愛讀書,曾在科舉制度末期考功名,雖未考中,卻留身教,以讀書、求知為家風根本,以《四書》、《史記》等為庭訓内容。李秉德是其長子,刻苦求學,利用兼職收入和獎學金承擔三個弟弟的上學費用。他選定“教育救國”之路,終生不渝。

從1930年代參與“廉方教學法”實驗,到2004年末發表《我對教師專業的思考》專文,李秉德一生熱愛學生,鐘情教育事業,經曆小學、中學、大學教師崗位全程實踐。他深耕課程教學理論、語文教學方法和教育科學研究法,從事教育實驗,傾力教書育人,造就專業棟梁,研究成果數百萬言,對現代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領域産生了重要影響。香港教育學院一項以“現代中國精神”命題的課題,旨在“理解20世紀中國教育的發展”,其中描述了六位知名教育家,李秉德被置首。“20世紀教育名家書系”八種,含《李秉德教育文集》。其代表性著作有《小學語文教學方法》、《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和《教學論》等。其教育實踐及思想遺産的價值尚待政學兩界及全社會充分認識。

一位老師一門課,決定了一生志業

1930年,李秉德考入河南大學。大一時,他主修英國語言文學,輔修教育專業。一年後,他把主、輔修位置做了互換,由此奠定一生安心立命所在。

這次專業調整,源自一位老師和一門課。老師姓邰名爽秋。課程是“中國教育出路問題”。邰爽秋當時在河南大學教育系講授這門課,每周一次,沒有固定教材,由教師推薦報刊相關文章。學生讀後,教師主講,大家讨論。學生讀到的,多是國難日深、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等世相,課堂話題自然不止教育。

李秉德說,邰先生曾在上海經曆“一·二八”滬戰,對國家危機有切身感受。他“把全部人格注入此課程。帶着憂患意識深入探讨中國出路,上課時痛哭流涕,有人呼為‘邰瘋子’,他從此課中确立了他的‘念二主義’——于民國廿二年即1933年确定”。

不妨在這裡把“念二主義”理解為“教育救國主義”。

一人之哭,千萬人之哭。邰先生為中國命運而哭,哭到李秉德心裡,從課上到課下,“深為他的真情及表裡言行如一所感動。從此決心從事教育工作,立下了教育救國志”。

這不是一時沖動。從中學到大學,李秉德先後經曆了“五四”運動、“五卅”(滬案)、五三(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上海抗戰),國内戰争更是連綿不斷。外患内憂,民生凋敝,瞻念國運,希望何在?在邰爽秋的課堂上,他“産生了一個青年對于國家民族應有的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從邰爽秋的言行教誨中,他看到一條植根于教育的國家出路,從此在這條路上走了一輩子。

70多年後,李秉德先生于2004年寫文章說:“作為一個教師,三十年代的人使命感特别強,因為當時國難當頭。”此中心情,非親曆,恐難體會。

以前輩為楷模,養成務實精神

李秉德立志教育救國之時,中國正有一群大先生,把教育改革做得有聲有色,紮紮實實。

1934年,李秉德大學畢業前夕,有機會訪問一些著名的教育改革基地。他說:“在河北定縣(今定州市)實驗縣和山東鄒平實驗縣,分别聽到了晏陽初和梁漱溟兩位先生的講演和談話。他們兩位博大的胸懷和深入的見解,特别是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精神,在更深的層次上感動了我。”

一時感動易,一生感動難。李秉德的感動持續了一生。他的教育報國實踐能曆經坎坷而終生不渝,既需要高度清醒的理性支撐,也需要巨大的情感積累和投入。他在這個方面的體驗一直延續到晚年,并鄭重寫入相關文章,以告來者。

定縣、鄒平兩地見聞,為李秉德打開眼界,卻未解其渴。他又到北平、南京、上海、無錫、杭州等地,考察大大小小的實驗區,訪問不同類型的實驗學校,接觸到黃炎培、陶行知等前輩教育家的教育實驗。在曉莊學校,在山海工學團,實驗方向、重點、方式各有不同,李秉德卻看到了共同的内在精神——畢生從教,矢志不渝;目光遠大,教育救國;言行一緻,說到做到;躬身實踐,富于創造。他受到刻骨銘心的感染,奠定了一生注重解決中國教育實際問題的思想基礎。

對李秉德産生重要影響的另一位老師,是李廉方。他早年留學日本,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河南省教育廳長,後就職河南大學文學院長和教育系主任。當時,李廉方在開封建立了一個教育實驗區,由省教育廳和河南大學合作,經省政府批準,于1933年開始運行,李廉方任該實驗區委員會委員長。

1934年,李秉德畢業于河南大學教育系,受聘于李廉方,成為開封教育實驗區“大花園教育村主辦幹事”,具體參與“廉方教學法”的實施。這是他教育生涯的正式開端。

在這個開端上,面對實際,開展實驗,驗證實效,積累實證,需要實幹。

初出茅廬,參與改革,腳踏實地,精雕細刻

“廉方教學法”的基本實驗意圖,是在一般學校的通行教學模式(如分科教學、班級教學、課本教學、分段教學、死記硬背、訓導分離等)之外另創一套教法,使小學生在更自由、自如的狀态中獲得更好學習效果,用兩年半時間,完成部定四年初小正規教育達到的讀寫計算等水平。

不難設想,這對教程設計、教材編寫、教師講授等,無疑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這背後,須對既定知識系統作出專有梳理,對兒童認知心理作精到把握,對一代新人的精神發育質量承擔曆史責任。

李秉德初出茅廬,等待他的不是按部就班的職業飯碗,而是一番改革實驗,需要有更多付出和擔當。有難度,更有磨砺。僅僅是系列教材中的普通讀物,就須耗費大量心力。

1936年底,李秉德曾寫專文《介紹二年半制》,其中說:“我們把當時在開封可以買到的各家出版的少年兒童讀物盡量搜羅來,一本一本地加以審查。審查時不但要看該書内容是否健康,屬何類别,深淺程度如何,而且還要看該書印刷字體大小、圖畫清晰美觀程度是否适合兒童閱讀。然後就書的深淺程度分為四個階段。在每個階段的讀物中,就文藝、自然常識、社會常識等類别作适當的搭配。此後再給每一本書做一個指引片……”

開課後,李廉方對教師的課堂指導具體到語言、動作,無微不至。李秉德從中領悟到,辦教育要眼界開闊,又要精雕細刻。他說:“這兩點對于我以後從事教育專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們的教育實驗從1934年秋開始,一個學期後,效果初現。經測驗,學生的學習成績明顯優于一般學校。消息傳開,河大教育系學生、河南境内許多師範學校學生就近參觀,國内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遠道而至,現場考察,其中有中華職教社的黃炎培、江問漁等,有教育部督學顧樹森等。

黃炎培回到上海後,在《東方雜志》發表文章,記述這次河南見聞,說起在大花園村參觀的情況,對“廉方教學法”教育實驗給予很好的評價。直到1950年代初,黃炎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談掃盲問題,又一次提到當年在開封見證的教育實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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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德(右八)和國立河南大學同學合影。右數第二位是其三弟李志尚

“國家就要太平了,我這個學教育的……”

李秉德躬身實踐于“廉方教學法”的實驗,體驗越深,越是渴望進一步的專業深造機會。

1936年夏,他考取了燕京大學研究院開設的鄉村教育獎學金研究生。這項獎學計劃确定資助五名邊遠學校教師到燕京大學完成兩年碩士課程,再到美國學習三年。獲得獎學金者須到河北定縣農村發展實驗中心義務工作兩年。

能讀鄉村教育碩士課程,提高專業學曆;能到晏陽初所領導當時中國首要的農村教育事業基地工作;能從豐裕的獎學金和旅行補貼中省出弟弟們的讀書費用……對李秉德來說,這是再理想不過的深造機會。他如願以償走進燕園;他用一年時間讀完兩年課程;他雄心勃勃,計劃考察盡可能多的教育實驗基地,實地訪問了梁漱溟的山東鄒縣鄉村建設基地、晏陽初的河北定縣教育實驗基地、陶行知的江蘇、上海平民教育實驗基地。為接觸更多案例,他還到了廣西、廣東乃至香港等地。

1937年7月7日,北平經曆“盧溝橋事變”,國難當頭,李秉德留學夢碎。其教育救國心志經曆淬火,愈加強固。他回到家鄉河南,繼續做農村教育實驗工作。

1938年到1941年,李秉德就職于一所師範學校,為新式小學培訓教師,準備師資。

1941年底,母校發出召喚,他接受了河南大學教育系的聘書,欣然回校執教,同時也肩負起在抗戰炮火中維系弦歌不絕的曆史職責。家國同危,校址被迫一再遷移,家園不複。翻山越嶺途中,他兒女中唯一的兒子就誕生在一個山溝中臨時搭建的草庵裡。他的一部書稿(《教育研究方法》)也丢失在離亂中的遷徙路上。

1945年抗戰勝利後,李秉德重獲深造機會,考取了官費赴瑞士洛桑大學留學資格。他因此有機會現場聆聽著名心理學家皮亞傑的講座,接受著名教育實驗學者特倫斯的指導,續以日内瓦求學一年。此後又到巴黎大學訪學四個月,還到了意大利、荷蘭、英格蘭、比利時等地,多方考察歐洲實驗教育實況,進一步開闊視野,增益經驗。

1949年秋,李秉德學成回國。他說:“當時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大都持觀望态度,我則決心回國。”“吸引我回國的隻是一種很單純的想法:自從我開始受教育略懂點事的時候起,到現在這30多年間,國内一直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教育事業風雨飄搖,幾乎難以維持。現在國家就要太平了,我這個學教育的,為國家,也為自己所熱愛的教育事業,可以發揮點作用的時候到來了。”

“我回國前的希望都如願以償了,怎能不高興呢?”

回國後,李秉德在華北大學和華北革大接受了八個月的“再教育”。主要學習内容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他的老師邰爽秋也和他一起學習這些政治知識。這段時間,他在北京飯店見到了李廉方,拜望李先生的時候,曾見到張瀾先生,都是傑出的教育家。

對李秉德來說,馬克思主義學說是陌生的,是全新的,是他此後從教工作所必須了解和遵循的。在吳玉章、範文瀾、成仿吾諸位老先生的報告聲中,他意識到适應新社會要求的迫切性。他以前信奉的教育學說(如杜威教育主張)、尊敬的教育家(如陶行知先生等)都已開始陸續受到批評。他親曆這種大轉彎似的巨變,希望自己跟上新時代的步調,包括争取成為中國共産黨成員。在《我是怎樣從巴黎到蘭州的》等文中,他如實記錄了這一過程。

1950年6月,李秉德受邀請參加教育部午餐會。有二十多位從歐美回國的學者到會,每位學者都在會後被安排了工作。李秉德奉派到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任教。從其回憶文章中可知,從西安到蘭州,他“在汽車上颠簸了六天”。到校後,住泥土屋,用煤油燈,條件艱苦之至。李秉德表示:“雖然如此,我心裡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我對于給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滿意。我一向是教書的,現在仍要我教書;而且我學的專業是教育,現在到師範學院工作,很對口徑。我回國前的希望都如願以償了,怎能不高興呢?”

李秉德受聘為西北師院教授,又被任命為副教務長。他的一位外國朋友說:“他還是全力以赴,在這所比較邊遠的學院履行着作為一名資深教授的責任,并在五個孩子的身上培育起了單純的熱愛教育的情懷。”

維系正常教務工作的同時,他建議各系學生畢業前做教育實習,據說這是全國首創。他倡導成立教研組,舉行考生口試,也是甘肅全省最早的有益嘗試。務實,創新,當年“廉方教學法”教育實驗的精神,連接起他經曆的兩個時代。

1954年,李秉德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民盟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沖擊。1958年春,李秉德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長期失卻正常執教條件,直到“文革”結束。用他自己的話說——“中年這一段時間幾乎是個空白”。

“我愛我的教育專業,不願丢棄它”

1976年,以“文革”終止為标志,中國結束了長期動亂。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年譜》中連續五天記錄的第一句,都是“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4日上午,他對現場教育工作者說:“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損失的時間搶回來。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見成效、十年見中效、十五年見大效?”緊迫之情溢于言表。

“把損失的時間搶回來”,說出了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情、普遍渴望。那個年代裡,很多著名教授都說過類似的話。

李秉德心底的火苗亮得稍早一點。1969年到1972年,他曾被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到西北師範學院附小去教高年級算數。大學教授教小學,他沒有任何屈尊感,隻有由衷喜悅。無論身世沉浮,能上講台,有學生,他心裡就多點踏實,多點溫暖和光亮。

辛安亭是李秉德1950年代結識的同行,亦師亦友,時任甘肅省中小學教材編寫組負責人。他知情後,無懼風險,三番五次做工作,把李秉德從附小要了出來,參加小學語文課本編寫。這其中,有政治、業務上的信任,有人性溫熱,有做人之道,有擔當之風。這份工作雖然隻有幾個月,卻是李秉德非常看重的一段經曆。這種君子之交,一直溫暖着李秉德的後半生。

他熱愛學生、用情極深,那樣的晦暗歲月裡,能有機會再上講台,編教材,是艱難時世中的巨大安慰。他說:“我當時仍為我又可以做教育工作而高興,……于是又認認真真地幹了三年。”

“認認真真”這話,從李秉德口中說出,具有最高級别的分量。從初出茅廬,參與教育實驗,到曆盡艱辛,一以貫之從教,他就真是這麼過來的。20世紀末,《群言》雜志采訪他,囑談一生為人治學體會,他說:“為人之道和治學之道是相通的,都離不開‘老實’二字,即老老實實地做人,老老實實地做學問。……我自從1930年起讀大學教育系本科,進入教育專業以來,距今已經66年有餘,……我愛我的教育專業,不願丢棄它,甚至在這一行很不行的時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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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炎培于1937年5月18日寫給李秉德的信劄

“我畢竟還是遇上了這個富有生氣的好時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教育重新受到重視,學術上的一些禁區也開放了,我也似乎恢複了50年代初的旺盛精力,投身于教育工作。這十幾年來我取得的成果也較多,也是我生平最高興的一段時間。對我來說,這段時間雖然來得晚了些,但是我仍然慶幸我畢竟還是遇上了這個富有生氣的好時代。”這段文字,李秉德寫于1993年。

“這十幾年”的開端,是1978年。當時,中共中央在為冤假錯案平反,李秉德接到通知,去學校檔案室領回一些材料,主要是退還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寫的書面檢查。他在其中看到一個批示——“暫挂起來”。這是關于1947年留學生訓練班一次會議情況的調查材料。調查人已在檔案上注明沒有問題,當時的負責人還是寫下這四個字。這是李秉德“二十年來一直坎坎坷坷的根子”。

“挂”了二十年的無形繩索去除後,李秉德“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長年積累的能量得以噴發。《李秉德教育文集》(2011)一書選收專業文章54篇,其中寫于1962年以前的僅10篇,其餘皆是1978年後所寫,占總量的80%以上。

這些文章分屬“教育科學研究”“教學理論”“語文教學”“人才培養”“教師教育”“教育發展戰略”“教育感悟”等專題。這些專題下面的文章,涉及教學原則、教學過程、教學環境、教學設計、教學改革、教育學術交流、發育成長規律、教學論博士生的培養、高師教育實習、教師隊伍建設、教育發展戰略、知識分子傳統、職業教育發展、創新能力養成等等。其中的“教育發展戰略”主題,是一介書生躬逢盛世的一個曆史細節。當時,民盟中央舉辦“多學科學術講座”,李秉德以其長年實踐、豐厚積累,從西北一隅走上全國講壇,和盟内同人費孝通、錢偉長、朱光潛、黃藥眠等協力共進,響應當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呼喚,縱論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并在全國政協大會議就重視教育、推動教育改革、發展職業教育、大學教育系教育專業改革等發出呼籲,提出建議,坐而談,起而行,正所謂:老當益壯,甯知白首之心。

縱觀李秉德先生一生,其著述、其呼籲,來自認認真真、老老實實的教育實踐。他首先是認認真真把事情做了出來,想法、做法、過程、結果、得失……然後才把文章老老實實寫了出來,經曆、體驗、見識、評價、主張……其事功,是弱水三千,其文章,則僅取一瓢。

僅僅是這一瓢,稍稍認真讀讀,便能感知李秉德教育思想的務實精神、開闊視野和豐厚氣象。描述他,“知行合一”尚不足,還須加上“思”。厚重的《李秉德教育文集》可作實證。

文集之外,李秉德出版有教育學術專著多部,如《小學語文教學法》(1980)、《教育科學研究方法》(1986)和《教學論》(1991)。相關研究者說,“他編寫的教科書至今被師範大學廣泛采用”。

“教育工作者的莫大喜悅”

李秉德一生躬行教育的成果,著述隻是一端。更重要、更值得他自豪的成果,則是他親手灌溉培養出的優秀人才及其成就。他曾舉例說,1952年,西北師院教育系學生景崇燦畢業後被分配到甯夏,埋頭于平凡的教師工作,和母校不大聯系。1980年代,李秉德去甯夏講學,景崇燦時任中師教育學教師兼教導主任,每次報告必到場聽講,還圍着李老師轉來轉去,不肯離開。李秉德為這種師生情誼所觸動,體會到“隻有教師才能感觸到的一股暖流”,留下深刻印象。

1996年6月23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記甯夏伊信中學校長景崇燦》一文,李秉德讀到,大為感動。他先後兩度撰文,“贊頌她的那種平凡而偉大的教育家的精神”。文中說:“我總有這麼一種感覺:學生的成就是對教師的最佳報償。況且由于她的出色工作,又教育出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使他們能夠健康成長起來,成為社會上的有用之材,這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大貢獻,也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莫大喜悅。而且這種喜悅隻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師範教育工作者才能真正地體會到。”

1979年,李秉德被學校任命為教育研究室主任,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80年,他出任西北師院院長。1983年因年齡原因卸任院長職務後,他又擔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兼任中國教育學會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一屆理事。這位教育專業的老教師,承擔起了更重的社會責任。

1981年,李秉德成為第一批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博士生導師之一,也是我國第一個教學論博士生導師。多年裡,他一直是西北地區唯一享此殊榮的學者。他培養出來的博士生,在中央及地方的一些教學、教育科研機構中發揮着骨幹、帶隊的重要作用。他的學生中,還有我國第一個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的藏族學生,已在四川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擔任領導職務。

李秉德的五個兒女中,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成長為教師。他的家庭有“教育世家”之美譽。這美譽既來自政府授牌,也來自民間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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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時,宋平(左二)、李政道(左三)及當時的甘肅省委書記、省長和李秉德(右一)交談

推進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在國際論壇發出中國聲音

1980年代初,李秉德出任西北師院院長後,為推進學校的國際交流,曾出訪美國康州州立中央大學,與該校簽署了建立姊妹學校協議書。他很重視培養人才可以共享的國際教育資源。

1989年春,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啟動一個聯合培養教育博士生的項目,由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執行,西北師院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實際參與該項目的大學。加方項目負責人說,這所省屬院校之所以走在了國家直屬大學前邊,“推動這一合作的力量正是來自于傑出的教育家李秉德教授”。

1992年10月,八十周歲的李秉德應邀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參加“跨文化知識:東西方大學與文化”論壇。當時沒有任何一家旅行保險機構願意為這樣高齡的人提供旅行保險。“結果李秉德成了合作院校邀請的核心會議代表中最健康和最活躍的一位”。

全球視野,縱橫捭阖,談古論今,最終落實于中國教育新路,是李秉德這次論壇演講的突出特征,加方朋友評價為“激動人心”。他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是開放型的,是在與外來文化不斷接觸和影響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它從未中斷,一直有活力,自己早年在實際生活中接受的儒家道德觀念,對于當代中國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李秉德也梳理了“1840年後的一個半世紀”的國情,莊嚴地表示:“中國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子來。這條路子當然不會再是一百多年來的照抄照搬外國之路,但也決不能拐回頭來再走中國文化傳統的老路,而是要在已經走過的兩條路子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新路子來。”

具體到教育領域,李秉德留意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理念的取長補短,互相啟發、促進。他告訴外國同行:“80年代以來,中國不但重新翻譯了過去的部分國外教育名著,而且又不斷介紹當代的外國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動。……當代中國教育工作者是在虛心地急切地向外國的同行們學習的。”“關鍵的問題是把中西教育思想中積極的成分結合起來,然後再把它們和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這就是今日中國教育改革的新路。”

保持對個體及社會前途命運的關懷

1992年,李秉德在上述演講之外,還寫有一篇文章——《從我國30年代的幾位著名教育家那裡我們可以學到些什麼》。文中介紹了晏陽初、梁漱溟、黃炎培、陶行知、李廉方、邰爽秋、孟憲承和陳鶴琴。年屆八十,回首往事,李秉德在兩代教育工作者之間看到了事業的傳續,體驗出這一傳續過程中蘊含的情感脈絡。

越十年,2002年,他寫《一個老年教師的心聲》,又一次提出教師本分中的“情感投入”。

李秉德對“知識就是力量”這一銘言作出睿智的解說。他認為,知識的力量是以隐性狀态存在的,隻有在實際行動中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知識的力量才能顯現出來。教師是運用教育知識的人,他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每個人都有其主體性和思想情感活動。教師必須使自己的言行和受教育者相适應,相呼應,才會發生應有效果。這就需要教師必須養成一種自覺的人文關懷,即“對于工作對象的人——個體及社會的前途命運的關懷”。

李秉德說:“這種關懷之情一方面來自天性,另一方面也來自對于人(包括人個體及社會、國家)的發展前途的認識。說到這裡,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0世紀初北洋政府的一系列賣國行為之所以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以及後來種種‘救國教育’的理論及實踐之所以接連興起,并為許多人所擁護的原因了。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國内國外形勢與過去已經是大不相同了,但是對于人個體與國家命運的愛的關懷方面的認識,以及對于這種關懷意識與情感的提高與培養,更須予以加強。”

“更須”之說,來自李秉德對現實問題的省察。1970年代末,他曾抽時間為小孫子糊了一頂風筝,要帶幼童多玩耍。可是,名教授有時間,小孫子卻抽不出時間,他家庭作業太多。從一個孩子看一代孩子,課業負擔如此,個體和社會的前途命運怎樣?不能不想。其中有祖孫之間的情感,更有一位老年教育工作者對一代新人成長環境的隐憂。他永遠都在關注中國教育的現實問題及解決之道。

“師德的核心是對下一代的熱愛”

“力求成為一個合格的教育專業人員乃至教育專家”,這是李秉德自我要求的底線,也是他對所有有志于教育事業者的共同期待。

怎樣才算合格?他認為,首先就是職業道德,“就教師來說,就是師德。師德的核心是對下一代的熱愛。這種熱愛是和對祖國的愛、對祖國繁榮昌盛的期望緊密結合的”。

有了這種熱愛,才會有隻有這種熱愛能帶來的對教育事業的深刻理解和永恒情感。

聽聽李秉德這句話吧——“人們常把教師比做蠟燭,以及在解釋這個比喻時所說的一句話:‘教師好比蠟燭,照亮了别人,毀滅了自己。’……這個比喻并不是十分确切的,教師能像蠟燭那樣照亮他人,這是教師的光榮任務。但教師在照亮别人的同時,并未毀滅自己。教師在勝利完成自己的育人工作中,看到了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未來,而且也從中得到受益、進步與快樂幸福的享受,這怎麼能認為是一種毀滅呢?”

許多年後,李秉德之子李重庵出席浙江慈溪育才中學的校慶典禮,簡要寄語全校教師說:“第一句話:做老師好。第二句話:做個好老師。第三句話:好好做老師!”語中深意,寄托了李家兩代人對教育事業一以貫之的深情厚愛,表達了他們都曾真切體驗過的那種浸入骨髓的教師幸福感。

2002年,李秉德九十周歲。他對教育專業人員:“對于曾經給予我以深刻的教育影響的老師和先輩們,我是懷着感謝與崇敬的心情來對待他們的。……對于現在仍在工作崗位上的你們和在你們教育影響下的更年輕的‘他們’來說,我是以羨慕的心情慶幸你們遇上了這千載難逢的新時代,正好大顯身手,建功立業。”

2004年,李秉德在一篇文章中說:“可愛的教育工作啊!假如我還有第二次生命的話,我一定還選擇教育這個專業。”

2005年,李秉德辭世。相信他願意把這句話作為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希望他、祝福他在天堂的學校裡繼續開心做教師,育人才,寫文章,開風氣。

作者簡介:張冠生,學者,祖籍江蘇,現

居北京,《中華兒女》雜志編委,《藏書》雜志

總編輯,出版有《從前的先生》《晴耕雨讀》

《紙年輪》等著作。